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千古名篇，尽人皆知。关于《岳阳楼记》的写作过程，因为作品长期以来被列入中学语文教材的缘故，但凡学过的人都知道。
《岳阳楼记》是文化瑰宝，围绕这篇文章，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四绝说”，即滕子京的建筑、范仲淹的文章、苏舜钦的书法、邵竦的篆刻。九十年代有一部武打电影叫《巴陵窃贼》，就是围绕《岳阳楼记》篆刻牌匾失而复得的事件编写的故事。
《岳阳楼记》的文笔和所表达的思想，时至今日仍在奕奕放光，并没有几个作品能够超越于它，但它有一个遗憾，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让人难以忘怀，那就是：作为以写景起兴的散文作品，范仲淹先生没有去过岳阳楼——写之前没有去过，写完后也没有去过，一直都没有去过。这个，的确是一个遗憾，很大的遗憾！
我们不能要求作家所写的内容都必须是亲眼所见，佛家说人有“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触觉，只要是通过这些感官获得的信息，都可以转化为作品。但唯独《岳阳楼记》这样的作品，就是让人遗憾，原因是它太有名了，太让人崇敬了；又因为它是以景起兴的散文作品，不同于长篇小说，我们还就是要求作者务必到现场一观。
范仲淹先生没去现场是有客观原因的。巴陵郡太守滕子京建好岳阳楼，向他求文的时候，恰逢由他主持的北宋朝廷的庆历新政以失败收场，他和几位主政官员都被贬出朝廷，范仲淹被贬到河南邓州任职，这篇文章就是在河南邓州写的。我查了一下资料，河南邓州到湖南岳阳，有470多公里路程，现在有汽车、高铁和飞机，最多一个或几个小时即可到达，但在古代，来回就得几十天时间。范仲淹先生到邓州后，心情不好，身体也有了病，正在一边工作一边休养；此外，象范仲淹这样级别的官员，在地方之间相互往来还需请示朝廷，如果没有正式公务，朝廷也不会批准，不能仅仅为了写一篇文章，向朝廷打报告。诸多制约因素，官员之间都非常清楚，因此，滕子京在向范仲淹求文的时候，也没打算指望他来，就随着书信附带了一张岳阳楼全景图，这样就能使范先生看到洞庭湖的基本样貌。
我在中学时代第一次听老师讲《岳阳楼记》的时候，老师说范仲淹被贬官，路过岳阳楼，触景生情，写出了这一千古名篇。这样说当然顺理成章，也符合散文写作的基本规程。如果连现场都没有去过，哪会有什么真情实感？何况还是千古名篇。我那语文老师也是一个博学多识的人，我不敢肯定他把作品的背景资料看全了没有，八十年代初期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报纸杂志也很少，老师讲课全凭一本教育部发的参考书籍，算是和学生的课本有所区别，不然给学生讲点什么新鲜东西呀！因此，老师讲课看不全背景资料也情有可原。后来资料丰富了，才知道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楼的事情。
关于这件事，大家还是要本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予以对待，毕竟古代不是现在，去不了也是客观条件所限。此外，依据自然法则，任何登峰造极的东西，多少都要留一点遗憾，不可求全责备，求全可能就有大祸。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多多少少都有这样一些认识，比如把小孩的乳名叫得难听一些，狗胜、二蛋之类，据说是为了好养活。这也是过往文化的一些零碎内容，老师讲课的时候大可以讲个透彻明白，不必为范仲淹隐瞒。“四大绝活”才有“一点遗憾”，而且能够完整地保留至今，几次大火和失窃都能安然无恙，的确是很值很赚了，对咱们后人来讲，没有一点儿遗憾可言。
滕子京也不是等闲之辈，为什么一定要让范仲淹作记述文章？两人关系好是一个前提，政治上也都属于庆历新政的领军人物，重点是范仲淹的文笔仅次于唐宋八大家，从文学成就来说，因为有了《岳阳楼记》，就能与八大家齐名。还有一点，范仲淹是庆历新政的发起者和实施者，庆历新政的核心文件《答手诏条陈十事疏》（简称《十项条陈》），就是由他牵头起草，经朝廷和皇帝批准施行的。因为这个阅历，从思想感情上来说，就与其别的文人学士有所不同，因为“胸怀过天下”嘛！唐宋八大家都是文学家兼政治家，几乎都是一边当官一边搞创作，彼时在政治上能与范仲淹齐名的要数韩愈和欧阳修，韩愈是前朝人，政治上的动静没有范仲淹大；欧阳修是同朝的官僚，也是改革派，是范仲淹的帮手，两人一同遭贬。后来的王安石、苏轼动静比范仲淹大，不过此时的他们还没有露脸。综合比较下来，当然范仲淹是最佳选择。
范先生的一篇雄文作下来，果然是高超的文学艺术中蕴含着浓浓的家国情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等，这些千古名句，不知激励了多少后人，也大幅度提升了文人学士的社会评价。全文算上标点符号（这是现代人加的），也就446个字（不算标点符号要挨鲁迅的骂），其艺术性、包容性、进取性和实在性，都是开一代新风的。尤其是实在性方面，作为一个操作过政治实务的人，写出来的东西的确和清风明月一类的东西不太一样。“大江东去，浪淘尽……”，虽然高远，但也虚幻；“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即使真切，难免悲凉；唯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是一颗胸怀豪迈的士子之心。
整篇文章看下来，虽有“春和景明”之描述和“家国情怀”之表达，但悲怆之情贯穿全篇，从小读到大，都给人心酸的感觉。散文这种东西，和诗歌一样，表达的是人的情志，再有理性之人，写出诗歌散文来，也掩饰不住当时当地的情绪。范仲淹不但是文学家，更是一个朝廷的高官，他所从事的主业，就是治国理政。庆历新政的失败，在他的心理上打下了浓重的阴影。初次看到作品背景的人，会说他是因为被贬官才心情不好的，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这种观点放到基层小官的身上是成立的，以他这样宰相级别的大官，是皇帝的左膀右臂，升迁沉浮根本不在话下，关键要看办的事情成功与否。他们已经是朝廷政策走向的代表人物，进退之间体现的是朝廷对国家政策的选择。
庆历新政的背景是，北宋到了仁宗朝（年号庆历），立国已经80多年，原有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运行已经老化，国家在社会管理、民众生活和对外战争上，积累了严重的问题和危机。史书的判断是：“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下，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就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改革的十项措施。
历史上有名的这个《十项条陈》，并不是范仲淹他们主动上奏的。据史书记载：“庆历三年（1043年），西夏国王李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又擢拔欧阳修、蔡襄、王素和余靖为谏官（俗称“四谏”），锐意进取。八月，仁宗罢免副宰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宰相）。九月，宋仁宗召见范仲淹、富弼，给笔札，责令条奏政事。范、富二人随即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谏官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大都予以采纳，并渐次颁布实施，颁发全国。”
范仲淹十项改革措施的主要内容，大致说来，在澄清吏治方面五条：一是“明黜陟”，严明官吏升降；二是“抑侥幸”，限制官僚滥进；三是“精贡举”，严格科举取士；四是“择长官”，慎选地方长官；五是“均公田”，防止贪赃枉法。在富国强兵方面三条：一是“厚农桑”，重视农业生产；二是“减徭役”，减轻人民负担；三是“修武备”，增强作战能力。在厉行法治方面两条：一是“重命令”，保证政令执行；二是“推恩信”，落实朝廷惠政（限于篇幅，愿意了解详细内容的人去看史书）。
这些内容，只要当过公务员的人都知道，多半只是一些抓落实的措施，从严格意义上说，还谈不到改革的层面，因此，史书评价：“范仲淹整顿官僚机构的六项措施，只不过是微小的改革；至于其它四项如‘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摇役’，更谈不上彻底的改革。”就是这样一些微小的改革，也“遭到守旧官僚的激烈反对，宣告失败”。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第二天，杜衍被罢去尚书左丞，出知兖州。二月初四，罢磨勘新法、任子新法。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至此,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二十三日，废除科举新法，恢复旧制。八月二十一日，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写了《醉翁亭记》的地方）。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如此重大的失败，不仅仅是范仲淹个人的失败，也不仅仅是主政团队的失败，而真正失败的是国家和政权，最终遭罪的是全国民众。历史稍微向后推进一下，大家就知道，因为这次微小改革的失败，引发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和边患战争，北宋不得不启动新一轮的变法，那就是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动静更大，败得更惨，这是后话。
让范仲淹真正悲怆的，就是社会的惯性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人性的堕落。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改革者，都是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他们看到了社会的危机，在大厦将倾的时候，勇敢地向危机挑战，试图挽狂澜于既倒。但风车的力量实在太过强大了，一人一马委实不是它的对手。堂吉诃德每次勇敢地冲向风车，每次都被风车打倒，被家人救回来后，养好伤，又单人独骑去战风车。如此循环往复，如此失败到底。塞万提斯称赞的是这种精神，他并不认为人能够战胜风车。风车虽然是人建造的，但一个或几个人绝不是它的对手。在大家都不愿意动手的情况下，只有任凭风吹雨打，让它自然朽去，一个或几个人是没有办法让它改变方向或停止运转的。
在范仲淹发出的三句箴言中，前两句是士大夫的修养情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一句则是他的心志表达——“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象堂吉诃德一样，他是下定决心要同朝堂上和社会上的那些成千上万的“风车”战斗到底，此之谓孔夫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大名鼎鼎的范仲淹，可真是孔夫子的好学生，儒家士人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