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一个民族的兴起，仰赖于有正确的理论，民族的精英担当和奉献。
孔子开创儒学，老子创立道教，慧能创立佛教，儒、释、道三教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思想的基础，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朝代的主流文化。
而《岳阳楼记》这篇立言之作，以范公毕生之实践，人格之魅力，崇高之言行，感动了天下苍生，赢得民族文化的认同，她是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高追求，是我们今天践行“三严三实”的最高奉献。
它的“阴晴观、悲喜观、进退观、高远观、先后观”被人们尊为“忧乐五观”的精神理念，为世人所崇，影响一代又一代不断前进的人类。
九百七十余年来千古不朽。
《岳阳楼记》
对人类的四大贡献
文/黄军建
◎她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政治文明，第一次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的人权宣言
《岳阳楼记》是对我国封建政治文明的高度总结。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政治人物多如牛毛，历朝历代皇帝达三百零九个，文武大臣数以万计。
但能写出《岳阳楼记》并被后人所记住、学习和研究的仅范公一人。
金代学者元好问评价范仲淹：“范文正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
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
”怎样治国，怎样为官，怎样律己？范仲淹向世人告示；怎样处理君民关系，推出民主、法制、公平、公正？范仲淹向世人宣示；怎样处理悲喜、进退、高远、先后？范仲淹向世人警示。
他第一次向人类宣示了中国的人权宣言。
中国自古至今，以一篇文章而影响了中华民族政治文明、人格行为和文化思想的为数不少：贾谊《过秦论》、司马迁《报任安书》、诸葛亮《出师表》、魏征《谏太宗十思疏》、文天祥《正气歌并序》、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林觉民《与妻书》，等等，这些文章已经成为中华经典，一个时代的标志，人们每重温一次都能从中开发出有用的东西。
范仲淹则把他的政治理念化作了一篇《岳阳楼记》：庙堂忧其民，江湖忧其君，追求的是平等、公平、民主、人权；进亦忧，退亦忧，推介的是理念政见；物喜论、己悲论是宣扬普世价值观。
范仲淹为我们写了一篇千古美文，留下了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和政治财富，同时他也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载入史册。
他的忧乐五说，已成为世界官员们为官的座右铭，他的忧乐观也影响了不少国家执政者的执政理念，他的庙堂、江河论已成为世界民主进程的一面镜子，他向世界宣示了人权的真谛是平等。
世界文明、世界民主、世界发展成为《岳阳楼记》向世界推介、展示中华民族的添加剂。
◎她将自然生态和政治生态揉为一体，把思想和美展示给了世界
《岳阳楼记》的美到底在哪里？笔者认为《岳阳楼记》结构独特，承载斯文，一篇三百六十八个字的短文，主旋律是“扬美、为民”这个伟大而永恒的主题。
《岳阳楼记》的思想和美，是一种社会境界、艺术境界、文化境界、人生境界，她在立意上借题发挥，超越时代，那声声清朗，如行云流水，如痴如醉，那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色调，若一幅美图，似一位画师精心调配的杰作。
楼记之美，美于创意；楼记之美，美于人格；楼记之美，美于思想；楼记之美，美于人生之观。
文采结构美。
《岳阳楼记》的独特之处，是拉长焦距，用远镜头直瞄波澜壮阔、气势浩瀚的洞庭湖，道出作者之意不在写楼，而在写楼上所“观也”，而且是“大观也”。
大者，洞庭、长江、天下；大者，江湖、庙堂、民众。
跳出楼外写楼，独树一帜。
以事起兴，借山川喻志士写形，再借景喻情，最后导出哲理，推向高度，文章形、事、情、理都有，形美、情美、理美皆具，已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艺术境界。
生态物景美。
笔端的景色，处处都展露出一种优美的动态，毫无感性的山山水水也被写得意趣盎然。
景、碧、锦、青、皎、金等色泽，描绘了三幅洞庭风光图。
第一幅粗勾洞庭湖的远景：“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展示出洞庭湖无边无际、气吞山河的雄伟，给人以壮美的感受。
后两幅工笔描写：秋天风雨来临，天昏湖暗，鸣声凄凉，令人惊恐，然而那惊心动魄的气势又使人感受到一种悲壮美。
至于春和景明，鸟翔鱼跃，草青花香，月色溶溶，渔歌阵阵，五彩缤纷，春意融融，这怡人的自然风光让人顿生赏心悦目的优美审美感受。
这些富有情感色彩的动态描绘使笔下的景物活灵活现，实在是形具神似。
人格哲理美。
具备心灵的圣洁，对一个人来说，并不太难，最难的是行为的高尚，后者是前者的实践、外化。
范公光明磊落一生，真正实践了自己的理想，大大超出了一般“迁客骚人”的思想境界，他把自己一生忠君爱民的情感、对事业的情感、对民族的情感，用极富哲理的方式与文字融入文中，使其如腾空蛟龙，直插苍穹，直插人心，直插人的骨子里，用这种情感和哲学美，去涌动人们思想的风云，燃烧起精神的火焰，去拍击人们的心扉，净化人们的灵魂，使社会人人能像他一样高风亮节，胸有雄兵，把美用意念转化成精神，这对于文章的逆袭来说，是极为难得的。
她把情感和哲理展示并贡献给了世人，正因为如此，《岳阳楼记》才成了千古绝唱，万世流芳。
思想文化美。
古今有许多文人、作家，如司马相如、李白、王勃等，先从文章形式入手，再努力去修炼思想。
还有些政治家、思想家，如贾谊、诸葛亮、魏征、韩愈、林觉民等，是从思想内容入手，借就文章的形式表达出来。
范公就是百里挑一的把思想和美同时展示给世界的大家。
范公用一篇短短的文章便把一个小得不见经传的蛮荒之地——岳阳和他的中国思想一同推向了世界，近千年来，世界有近五亿人次来岳阳看楼吟记便足以说明这点。
◎她为中国和世界官员们展示了立行、立德、立言和修为、修道、修身的照壁与榜样
范公高尚情怀，谱写一生。
他在写《岳阳楼记》时是完全知道“记”文的作用的，“记”文不是压到箱底的收藏品，不是只给滕知州一个人欣赏的。
是要挂出来、贴出来或者刻出来，让游人阅读朗诵的，是要产生社会影响、具有社会作用的。
范文的主旨是面向登楼的迁客骚人，所有游人，天下所有的人。
因此“微斯人，吾谁与归”的设问，客观上起到了对所有阅读《岳阳楼记》的人提问的作用。
他希冀人们都能把握好晴天，利用好阴天，约束好进升，平衡好退隐，都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都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人生不是作秀，不是搞笑。
正是由于他当时的立意旨在面向天下人，于是他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行、德、言全裸地展示给天下，为人类官宦们立样。
《岳阳楼记》的阴晴观，是人生最普通、最常见的生活观，她指导人生的一切言行举止。
老子说：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这亦是阴晴观的最好诠释。
阴天只做阴天的事，晴天只干晴天的活，不要因为晴天而喜，不要因为阴天而怨，人的一生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成败归之于零，这才是最理想的心态。
能看明白阴天与晴天的人，应该是一个高人，范公就是一位高人。
我们说，生命，最美的修炼是感悟：能感到别人的错误是清，能看到自己的错误是醒，这叫清醒；能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坦，能改正自己的错误是诚，这叫坦诚；能运用自己的优点是聪，能发现别人的优点是明，这叫聪明；能学习别人的优点是智，能利用别人的优点是慧，这叫智慧。
清醒、坦诚是做人之必须，聪明、智慧是做事之必须。
生命是场感悟，也是一次约定，自己承诺自己的信念，自己活出自己的宽阔，却化解那些悲凉的负面阴天，去迎接那未来未知的晴天，不管是阴、晴、圆、缺，更应是一种无怨无悔的向前，这亦是阴晴观给我们的启示。
悲喜两“不”，立于不败。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只要读读这八个字，你会宠辱皆忘，把人世间的得、失、利、益和生与死置之度外。
范公从1029年到1036年七年间三次被贬出京城，每每都带着一腔委屈与遗憾，告别亲人与故交，匆匆上路，百折不挠，一往直前，其气魄与精神，令人叩首；1042年至1049年四次晋升，面对一次次擢升为国家级领导的大好机遇，他不但没有成功感和成就感，而是接二连三向朝廷呈递辞让报告，举荐他人，固辞不拜，实现了将一腔为民为国情怀与对名誉地位予取予舍的完美结合，不慕虚名，不占利益，去留从容，激流勇退，脚踏实地，乃历代官吏为榜样。
庙堂江湖，苦饴从容。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是《岳阳楼记》作者为民请命，为国建言，为政府呐喊的人生哲学。
胡适先生说：“这是九百多年前的一个中国政治家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比美国亨利·柏德列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话要早出七百四十年。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出民主、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的时代最强音，她不亚于抛在中华民族大地上的一枚原子弹，她把皇帝与百姓摆到了同一个忧字的平台上，解民难，除民苦，去民忧，造民福，这是作者在《岳阳楼记》中用心血编织的千千情结，老百姓在官吏心中如同父母，情同手足，老百姓贫困，朝廷寝食难安，老百姓疾苦，朝廷感同身受，老百姓痛苦，朝廷赴汤蹈火，让老百姓安宁、温饱、幸福，是政府的精神寄托和追求。
进退两忧，坚守清贫。
严加自律，洁身自好，秋毫无犯，身安为重，两袖清风，静如止水，甘于淡泊，粗茶淡饭，布衣薄褥，乐善好施，扶贫济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才是一个官吏应有的品质，这才是庙堂官吏受敬的品格。
《岳阳楼记》的作者正是用自己一生的行为规范，给北宋的官吏们作出了表率，并将其理念赋予《岳阳楼记》之中，以传承后人。
他一生崇尚廉洁，妻、子衣食，仅能自给，每次率兵打仗、边关为帅时，朝廷奖给他的丰厚钱财，他全部分送给部下、将士，至死入棺的他，竟找不到一件新衣。
后乐先忧，为民乃首。
“先忧后乐”之论是被人们所悉知的《岳阳楼记》面世并悬挂于岳阳楼上以后才得以在全世界传播并推向高峰、成为世人的座右铭的，以忧乐这一主线引出的先忧后乐的主题，她不知激励了多少有志者。
而多少从政者，有着与范、滕相似经历和内心世界，他们遇到进、退、去、留，遇到政治打击，遇到冤枉背锅，虽然没有消极沉沦、遁世离俗，仍在自强不息、处处建树，但内心深处却有阴影和暗伤，先忧后乐的作者正是看到了在社会的相当一部分官员中的郁闷心理和行为表现、言谈举止、内心世界和滕公有相似之处，他们既想谋发展，有所作为，又摆脱不了内心的愤懑，动摇于“物喜”与“己悲”的矛盾之中，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错落到“自我中心”位置，找不到正确的人生定位，摆脱不了自己与社会的精神枷锁，因而每遇事业挫折，难免心生怨念和感伤，有时甚至存有强烈的怨恨、忧愁和悲伤。
我们只有在长期求未知、从政生涯中，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荣辱观不断进行调整，把自己摆到“天下”这个位置，放到老百姓身上，在逆境中对自己的得失考虑得少，能够将个人的忧乐置之度外，从压抑中和痛苦中解脱出来，把眼光投向大千世界，把自己置身于为老百姓、为国家谋利益的事业中去，才能拿得起，放得下，举重若轻。
◎她奠基并构筑了世界“忧乐大厦”，宣示了世界忧乐文化的发源地
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有人说在黄河流域，有人说在长江流域，还有人说是长江和黄河流域共同形成的，莫衷一是。
中华文化的发源地，有人说是“天下至中的原野”，乃是中原，有人说是炎黄文化，亦是众说纷纭。
而忧乐文化的发源地，因为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稳稳地“落户”中国岳阳，已成不争的事实。
为什么一篇《岳阳楼记》，就能说是范公为世界发现、展示、推介了中华民族忧乐文化的发源地呢？理由有四：
屈公求索寻址。
屈原是中国最早忧国忧民的官员与诗人，也是最早提出忧乐观的人之一，更是最早到达岳阳表述忧国忧民情怀的人，是屈公最早寻觅到求索文化、忧乐文化，最早寻觅到忧乐文化的发源地，最早定位忧乐文化于岳阳这块土地上。
屈贾的求索忧民文化助推了“世界忧乐大厦”建设地址的寻找，并为之打下基础。
屈原和贾谊都在湖南生活过，湖湘文化起源于屈贾，他们忧国忧民思想历来为岳阳人所崇敬，对忧乐文化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岳阳被称为屈贾之乡。
屈公一生颠沛流离，贵族出身，博闻强志，明于治乱，长于辞令，学识渊博，初辅楚怀王，做过左徒，后黜为三闾大夫，流放汉北，因忧国事作《离骚》顷襄王时再遭谗谪，返回故里，行吟于大湖之南，一腔忧乐伴终生，在故乡行吟九年，留下不朽诗文，他遗迹遍神州，最后却将忧乐大厦寻址于岳阳，歌赋于岳阳，一跃于岳阳，屈大夫使岳阳这座古荒之野成了“蓝墨水的上流”诗经的发源地。
杜公忧国圈地。
杜甫的岳州诗是他在岳阳看到现实后忧国忧民的真实记录，也是他在忧乐文化上圈地岳阳的一次忧国忧民旅行，他为后来范公忧乐文化落户岳阳和忧乐文化的形成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构成了忧乐文化的内涵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和范公忧乐文化的形成发展密不可分，所以，我们说是杜公为岳阳忧乐文化的形成最早圈地。
杜拾遗的忧国文化使岳阳这座古荒之野成了“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文化沃土。
杜甫一首《登岳阳楼》的五言绝唱，把忧乐文化的发源地，这块蛮荒之地给圈下来了。
他一生多次游歌洞庭，至晚年，重病缠身仍念念不忘岳阳楼，去世前一年顺湘江而下，再次登楼作赋，留下美诗。
闻一多先生评价杜甫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无论“慨世”还是“慨身”，他总是把个人的喜怒哀乐与人民的命运息息相通，决不放弃对生活的承担与执著的意志，他的忧乐观之灵魂永远徘徊在岳阳的天空和大地上。
岳阳楼下对面的洞庭湖艑山岛是杜公永远瞭望岳阳楼这座忧乐大厦的记忆，感谢诗圣的圈地之功。
滕公为民浇注。
滕子京的为国为民观使岳阳这座古荒之野成了“百废俱兴”之地。
滕公从庆历四年春到巴陵任职，至庆历七年三月离开岳阳，其真正任职时间为两年十个月。
一个小小的郡吏，这么短的时间办成了五件大事：重修岳阳楼，迁建岳州学宫，建设堤头渡桥，修筑偃虹堤，出版《岳阳诗集》。
滕公履新岳州，下车伊始，便以一个智者的大略雄才鸟瞰巴陵，走街串巷，察民情，咨民意，仅一年时间，气宇非凡的岳阳楼便展示在世人面前。
他痛感国兴之重在教育，许多优秀子弟无书可读，终身在湖上捕鱼为生，由于教育落后，偷盗盛行，民风日下，决定把已成危房的旧遗址迁建，不到一年，岳州学宫就耸立于岳州城。
为解决至长沙的驿道，修建了三孔并列的三眼桥，又修建了洞庭湖防风大堤——偃虹堤。
民本巴陵的执政理念，通过近三年在巴陵大地上的实践，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把自己的杰作作为政治遗产永远传承给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
滕公浇注的这座忧乐大厦亭亭玉立于中华神州已九百七十年，这座大厦伴唱着《岳阳楼记》愈发精神焕发，生机勃勃。
范公“五观”玉成。
我们说范公的“忧乐五观”宣示了忧乐文化大厦和发源地的正式形成，她经历了一个萌芽、诞生、完善的历史变化过程。
范公的阴晴观、进退观、悲喜观、高远观、先后观虽然不是他个人创造，他是以中国先贤们的思想而提出了准则，他的准则不是对先贤语录的引用和抄袭，而是升华点化了先贤们的文化思想，一个先字，一个后字，就超越了先贤的命题和概念，一个先字就设定和定位了一个民族的最高标准。
他告诫政治家们自己首先要时时站在国家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政治高度，时刻保持鉴往知今的洞察力和前瞻性，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预测，而不只是拘泥于眼前的一得一失。
所以，这个乐字，这个忧字，这个先字，这个后字，全面量身定制了范公的思想境界、政治境界、时代境界，为什么屈大夫在其他地方就写不出如此美文，并还要专门选择在汨罗江怀沙自沉以忧国忧民？为什么贾谊要专程到岳阳作《吊屈原赋》？为什么杜甫先生只在岳州“凭轩涕泗流”呢？为什么滕宗谅一到巴陵就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使巴陵“百废俱兴”呢？为什么李白、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孟浩然等一百七十余位唐宋诗人专门来巴陵这块土地吐心声呢？他明白无误地告诉宋仁宗，告诉滕子京，告诉天下人，这阴晴观、进退观、悲喜观、高远观、先后观不是他个人的，是宋朝的、是社稷的、是国家的、是民族的、是世界的，大家都在岳阳那块土地上发千古之幽思，独沧然而泪下，他要将岳阳那一块古仁人的汇集之地所衍生的那种文化与中华的先贤文化思想汇集起来，形成一个时代的最强音，让世人放声呐喊。
范公正是看到了这块土地上忧乐文化的孕育过程，自己亲自来分娩，用《岳阳楼记》这种文化形式来归纳、总结岳阳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先机，并向全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推广这种文化，因而使岳阳这块荒古的南蛮之地变成了中国忧乐文化的发源地。
登斯楼也，即生“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之感。
但范公这忧乐五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一个由酝酿、形成、深化发展的脉络，经历了生活、读书、参政三个时期，才有了正式的形成与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