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六年（1046年），58岁的范仲淹（989-1052）在河南邓州，写了一篇写景散文，名叫《岳阳楼记》。
这篇文章一经发布，立即天下传诵，一直到千年后的今天，仍被视为全文背诵的名篇。
范仲淹，牛叉！
但是，我要告诉你，范仲淹写这篇岳阳楼景色的游记时，根本没去过岳阳楼，没见过岳阳楼的景色。
这时候，你在诵读《岳阳楼记》的时候，心里会怎么想？还会继续感叹，“范仲淹，牛叉！”吗？
为了解开大家以后读《岳阳楼记》的心结，看来有必要掰扯掰扯这篇文章。
《岳阳楼记》这个“记”，其实是古代一种散文体裁,可叙事、写景、状物,以抒发个人的情怀抱负,或阐述某些观点。
也就是说，借景抒情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写文章的一种套路。
所以《岳阳楼记》借岳阳楼的景来抒情说理的，没毛病。
但是范仲淹虚构了岳阳楼的“景”来抒情说理，这不老实啊，可以吗？
对此我们不予评价，我们先来看看宋代文人士大夫对山水是个什么态度。
宋代科举制日益成熟，开始大量使用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文官进行国家治理。
但是这些文官的政治生涯是漂泊的，是以首都开封为中心的不断出入往返，有被贬的，有外调的，然后又从地方召回京城的，很多官员在京城和地方之间往返三四次是常态。
在这种出入往返中，这些士大夫官员成为最富旅行经验的群体，他们山一程，水一程，山山水水见人生，因此很容易对着山，对着水，思考人生，思考理想，宛转低徊，一咏三叹，同时这帮人又能写啊，于是涌现出许多写山水的优秀篇章。
10世纪末诗人王禹偁（chēng）（954-1001）曾官至翰林学士，多次被贬。
他曾说过：“平生诗句多山水，谪宦谁知是胜游。
”他的山水诗是享有盛名的。
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仕宦生涯辗转漂泊的过程中，山水成为他们情趣和精神的寄托，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他们修身的寄托。
当无法面对真山真水时，就利用山水画来完成修身养性工作。
比如宋真宗时期的著名谏臣鲁宗道（966-1029），在下朝回到自己私宅之后，则“别居小斋，图绘山水，题曰：退思岩”。
比鲁宗道稍晚的文彦博（1006-1097），曾官至宰相，在自己家中悬挂高丈余的巨幅山水画《出云山水》，这幅画现在不可见了，但据说表现了“宛有不崇朝而雨天下之意”。
这种“雨天下”，其实就是士大夫服务社会，造福天下众生之意，是官员应有的政治理想。
所以他们在退朝之后，对着山水画思考人生理想、政治抱负，已经成为必修课。
而且宋真宗时期翰林学士苏易简和宋绶还命画家在学士院作山水画，其目的可不是为了营造“人间仙境”，实际则是对读书人进行心智的激励。
所以当山水与修身联系起来后，真山真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胸中丘壑”，那已经成为宋代士大夫标榜其人格和理想的依托。
说这么多，并不是要为范仲淹不老实的作文态度洗白，实在是因为在范仲淹那个时候，士大夫以“胸中丘壑”来标榜其人格已经形成一种传统。
如果我们把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叙事部分抽离，只看写景部分，说写的是在任何一座湖边高楼上所见之景色，肯定没有违和感。
所以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重点不是写岳阳楼的实景，而是借岳阳楼写他的“胸中丘壑”，以此抒发他坚持一生的理想。
那《岳阳楼记》抒发了范仲淹什么人生理想呢？自然是文中最著名的那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和抱负。
不过，范仲淹这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不仅仅是个人心曲，而是具有石破天惊的划时代意义，因为他喊出了当时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普遍的心声。
我们不要以为读书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自先秦以来就有的，其真正成为读书士人的普遍意识，则是从宋代开始的，而且是范仲淹为其赋予了一句响亮的口号。
先秦时期，士大夫的价值担当是《论语》中曾参说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也就是说，士是以“仁”为“己任”，是弘扬正能量的承担者，而“天下”不在他们肩上。
所以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到了东汉，士大夫则是“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怀抱“澄清天下之志”，仍是发扬精神层面价值的担当者。
唐代，读书人梦中理想的朝代。
但是唐代读书人根本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追求，他们追摹的是“放浪不羁的风习”，轻狂不可一世的态度，“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那才是读书人的“理想型”人格。
到了宋朝，唐朝读书人那种“放浪不羁”、“浮薄”的精神追求已经行不通了，比如柳永做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结果直接被宋仁宗封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所以唐朝读书人的价值追求到了宋代，就成了不合时宜。
而宋代读书人的追求是“济世”、“泽民”的理想，“承当天下事”的责任感，那才是士大夫普遍的价值取向。
也就是范仲淹写下的千古名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对范仲淹本尊来说，他的一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励志故事汇编。
年少时，埋头苦读，只为实现远大的理想。
范仲淹所处的宋朝，科举制度已经很发达了，贫寒的读书人完全可以凭借敲开科举之门拥有向上流动的机遇，实现阶层的跃迁。
就是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此时富贵、名利将随之而来。
范仲淹也想通过科举改变命运。
但却不是为了谋取个人的富贵和名利。
他有自己的理想：
第一是当良相，第二是做良医。
这样的理想，就是以忧国忧民为出发点。
不是治国家之病，就是治人民之病。
而且为了达成这一理想，范仲淹为自己树立了很高的道德标准：
“学默默以存志，将乾乾而希圣，庶几进退之间，保君子之中正”
就是告诫自己要像先圣一样，在得失进退间，不失高尚的情操。
所以他始终以洁身自好和为国事功要求自己，企望在现实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理想。
但是这样的理想，对于范仲淹来说，实现起来非常困难。
他年轻的时候，连自己的身世都不知道。
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改嫁山东朱家。
并给他取名朱说。
一直到20多岁，范仲淹才知道自己身世，并伤感不已。
从那以后，范仲淹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发奋苦读，每天煮粥，待粥凝固后，用刀划成四块，早晚伴着腌菜，各吃两块，就算填饱肚子了。
他昼夜苦读，夜里困倦时，就用冷水洗脸，提神，接着读。
当地官员听说了他的事迹，特地派人给他送吃送喝，以示鼓励。
范仲淹一概谢绝，说今天尝到美食，以后对着白粥腌菜就吃不下了。
而且在他苦读应举期间，据说宋真宗有一次路过应天府，观者如堵，唯有范仲淹不为所动，继续躲在书院里看书。
一个同学问他，大家都去看皇帝，希望一睹天颜，你怎么不去呢？范仲淹头也不抬，回了一句：今后见皇帝的机会多着呢！哎，有理想的人就是这么了不起！ 中举后，政坛屡遭贬黜，始终为理想而战斗。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
”1015年，范仲淹中进士，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
最初十几年，他一直在地方，担任像参军、节度推官、盐仓监、县令等低阶官职。
但对范仲淹来说，无论官职高低，对国家和社会都是承担着责任的，理所当然应该思考国家大事，为国分忧。
1028年，40岁的范仲淹厚积薄发，向政坛扔下第一颗重磅炸弹，即向朝廷上疏万言的《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
当时朝中两位大佬，宰相王曾和在枢府的晏殊对范仲淹的万言书极为赞赏，于是向宋仁宗极力推荐这颗政坛新星。
范仲淹应诏入京，担任秘阁校理，虽然这个职位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管理员的闲职。
但由于在京城，对范仲淹践行“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追求更加有利。
1029年，仁宗十九岁，章献太后（即刘太后）依然主持朝政。
范仲淹敏锐提出，宋仁宗早已成年，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应该还大权于仁宗。
此举吓坏了晏殊，害怕牵连自己。
范仲淹给晏殊写了一封长信，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看来范仲淹在中央朝廷是混不下去了。
1030年，范仲淹离京，在多个地方任通判，相当于地级市副市长。
在任通判期间，继续上书朝廷，议论天下事。
朝廷欲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停工；在吏治方面，范仲淹针对主张削减郡县，精简官吏；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
1033年，太后驾崩，仁宗亲政。
仁宗认为范仲淹对自己忠心，召范仲淹入京，拜为右司谏。
但对范仲淹来说，他不是对皇帝个人忠心，他只做对的事。
这一年，郭皇后误伤仁宗，宰相吕夷简因与皇后有隙，遂协同内侍阎文应、范讽等人，力主废后。
范仲淹站出来，带领一批官员上疏反对，皇后没什么大错，为什么说废就废呢？结果，范仲淹第二次被赶出中央朝廷。
两年后的1035年，范仲淹因担任苏州知州时治水有功，被召回京城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相当于首都市长。
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但是，范仲淹对朝廷弊政改革的决心一天都没有停歇。
1036年，范仲淹把矛头对准当时的权势人物——宰相吕夷简。
他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直斥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
于是，范仲淹第三次被贬，被赶到离京城更远的鄱阳湖畔的饶州。
从1028年第一次进入中央朝廷任职，到1036年被贬饶州，8年时间，范仲淹因谏被贬谪三次。
好朋友梅尧臣看不下去了，写了一篇《灵乌赋》，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
范仲淹在回答梅尧臣的时候，说出了自己的人生信条：“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一股直言进谏，为民请命的浩然之气。
成功后，为国分忧，依然不忘初心。
金末元初一代文宗元好问，就是写“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那位，这样评价范仲淹：
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
”康定元年（1040）前后，西夏李元昊带兵进犯北宋边境，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
宋仁宗起用众望所归的范仲淹，把他提拔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一起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
范仲淹到位后，兼任延州（今延安）一把手，提拔狄青、种世衡等，对狄青，他授以《左氏春秋》，说：“将帅不知古今历史，就只有匹夫之勇。
”后来狄青、种世衡都成了北宋名将。
西夏人原本集兵延州城下，见此，都不敢打延州的主意了，说“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小范指范仲淹，大范指镇守延州的前任、吃了败仗的范雍。
范仲淹在防守边塞的战争中，“号令明白，爱抚士卒”，采取正确的策略，经常取胜，军威大振，西夏军队轻易根本不敢侵犯他所统辖的地区。
连宋仁宗都不得不称赞说：“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
”所以，范仲淹可不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打打嘴炮的人，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他绝对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这一点，似乎也没有历史学家会否认。
庆历三年（1043），西夏李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下决心搞政治改革。
并聚集了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一批政坛干将。
于是范仲淹领衔的政治集团开启的“庆历新政”改革开始了。
范仲淹在给仁宗上疏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等十项改革方针。
1044年，范仲淹再提七项改革方针。
新政实施后，范仲淹对贪污腐败、尸位素餐的官员是毫不客气，直接拿下。
同时向既得利益集团开刀，使恩荫减少、磨勘严密。
一大批官员利益受到损害，于是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皇室权贵暗中串通，对改革进行毁谤阻挠，并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
1045年，因反对声剧烈，改革难以实施，最后“庆历新政”实施不到一年就不得不终止。
范仲淹也被贬黜至邓州任知州。
范仲淹的理想，自此失落。
庆历六年（1046），范仲淹58岁，离他生命的终结只有短短的6年时间了，他在贬所邓州，写下了闻名天下的《岳阳楼记》。
一方面勉励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另一方面，他把自己毕生的理想追求汇成了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