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不同的文体往往关系到不同的功能、写法、风格，有着不同的阅读和写作规律，如果不加注意甚至混淆，教学中很容易出现失误。
“记”的确是一种常用文章体裁，种类很多，褚斌杰先生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便将其分为四类：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杂物记和人事杂记。
《概论》就将两篇文章置于“台阁名胜记”一类。
范仲淹作《岳阳楼记》时并不在岳州而在邓州，主要凭借滕子京所寄《洞庭晚秋图》自由发挥（这一点与非常相似），故《岳阳楼记》非游记自不待言。
而《醉翁亭记》一文则略有争议，如许嘉璐先生《古代文体常识》即将其置于游记之列。
对于这一观点，《概论》亦有所辨析：“记中叙写了滁州、特别是琅琊山中醉翁亭一带的优美景色，经常被人作为山水游记看待，实际上它属于台阁名胜记，而并不属于游记性质。
我们看记中写道：……（下引‘峰回路转……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一段，从略）可知作者写这篇记乃在于叙说造亭者和欧阳修为亭命名的缘由。
文中虽写景色、游乐，但用意和写法，也是在记述他任滁州太守时的生活、心境，并不属于某次记游之作。
”这就说得相当清楚了。
但人教版课标实验教材和统编教材都将两篇文章和游记编在一起（人教版课标实验教材将其与《小石潭记》《满井游记》编在一个单元，统编教材则将其与《湖心亭看雪》编在一个单元），一些教辅资料也将这两篇文章当作游记来解析，教师在教学中也常常当作游记来处理，这就不免方凿圆枘。
其实这篇文章既以“记”为名，说明古人认为它与记事、记游、记亭台楼阁之文属于一个大类，只是所记对象不同而已。
《概论》将本文置于“书画杂物记”一类，并评述说：“魏氏在记文中，说他观赏了这件绝妙的核舟工艺品，惊叹不止，因而作了这篇记文以记实。
这件核舟雕刻既巧夺天工，而魏氏的记文也写得生动传神，令人宛如目睹。
……记文的末尾，作者写自己见到这件精美工艺品之后的感想和惊异赞叹之情，用‘嘻，技亦灵怪矣哉！’一语作结。
这篇记文，用极简练的文笔，有条不紊地记述了原物的状貌并突现了原刻工的高超技艺，其写作技巧，颇受后世赞扬。
”也就是说，这是一篇“以文辞见技艺”的散文小品，文笔细腻，气韵灵动，文艺性远远大于实用性，仅用说明文的要素来拆解，未免太暴殄天物了。
值得注意的是，《国文百八课》将《核舟记》划归“记叙文”下的“记述文”一类，不失其“记”之本色，而且特意与“说明文”区分，无疑是很有见地的。
现在不少参考资料都将《桃花源记》定性为游记。
当然这一观点也是渊源有自，如明代贺复征编《文章辨体汇选》时就把《桃花源记》和元结《右溪记》、柳宗元“永州八记”等作为“游览之记”编入一卷。
但《概论》并不这样认为，在介绍“山水游记”一类时，谓其肇始于魏晋，却只提到了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陶弘景《答谢中书书》等书信和郦道元《水经注》这样的地理著作，说“它们还都只能算作游记文的前身，还不真正属于游记的范畴”；游记体文学真正的出现并趋于成熟乃在唐代，以柳宗元“永州八记”为我国游记体文学的奠基之作。
前前后后丝毫没有提到《桃花源记》。
有人认为《桃花源记》是一篇“渔人视角”的游记，那按说应该是游记的“变体”（如统编语文八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一滴水经过丽江》）；但问题是此时“正体”——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尚未出现，何来“变体”？因此将其视为游记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其实，《桃花源记》的“记”跟《小石潭记》《岳阳楼记》《核舟记》的“记”不同，虽然都有“记叙、记述”的意思，但它更接近《海内十洲记》（旧题东方朔撰）、《西京杂记》（旧题刘歆撰、葛洪集）、《搜神记》（干宝撰）的“记”，因此，《桃花源记》应该是魏晋时期的一篇志怪小说。
旧题陶渊明撰的《搜神后记》中有一篇《桃花源》，绝大部分文字与《桃花源记》是相同的，也可以从侧面说明《桃花源记》的性质。
明确《桃花源记》的性质是小说而非游记，也有利于教学重点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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