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背后不为人知的趣事儿

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千古绝唱，千百年来，广为传颂，堪称传世经典。

《岳阳楼记》无论是写景状物还是言明事理，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在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

文章中，范仲淹不仅描写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登临感受，还由景及情，由情至理，非常巧妙的勉励其朋友——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虽处江湖之远，也要砥砺奋进，忧国忧民。

并饱含满腔热忱，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朴素情怀。

但是，我们往往只知道这篇名作清新优美的描写，发人深省的说理，却很少知道文章背后的故事。

《岳阳楼记》的背后是关于范仲淹和滕子京之间的故事，是一段朋友情，是一段君子义，是两个志同道合的男人之间的心灵交流和对话。

这篇文章是范仲淹受朋友滕子京之托，为新落成的岳阳楼所写的碑记。

范仲淹和滕子京是同年进士，做官后，还曾是同事，滕子京曾在公务上鼎力相助过范仲淹，应该说交情很深。

加之作文之时，他们同为谪贬之人，同属文章中所说的“迁客”，具有十分相似的命运，所以范仲淹在接到滕子京请求作记的书信后欣然允诺。

正因为他俩之间非同一般的交情、颇为相似的阅历，也注定了《岳阳楼记》要成为千古名篇。

因为范仲淹在著文的时候，把对滕子京人生得失的关切写了进去，从而使文章情景交融、浑然一体，说理深刻，入木三分。

滕子京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史载他除了与范仲淹同事修筑捍海堤堰之外，在谪贬之前他还曾主持防御西夏党项族滋扰的军务，而且卓有贡献。

本来做官做得好好的，但因为遭人嫉妒陷害，朝廷降罪于他，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为其鼎力辩白，才免受牢狱之灾，降职谪贬他乡。

重修岳阳楼是在他被第三次谪贬到现在的湖南岳阳（文中所说的巴陵郡）之后的第二年。

“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

范仲淹这样交代是非常严谨的，意在言明重修岳阳楼是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是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搞形象工程，建楼堂馆所，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非常有政治敏锐性。

其实，范仲淹这样写，重点倒不是因为滕子京治理巴陵郡真正实现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治理效果，不是赞美滕子京的政绩，更多的是提出愿景，希望滕子京振作精神，做出政绩。

而滕子京在谪居第二年修建岳阳楼，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隐情。

据史料记载记载，滕子京仕途受挫，一贬再贬，最后来到湖南岳阳，谪守巴陵郡，内心是郁郁寡欢，悲苦愤懑，非常凄凉苦闷的。

因为当时的巴陵一带已属非常偏僻落后而又远离朝廷的的地方了。

因此，当岳阳楼建成后，有人赞美他岳阳楼落成有功时，他说了句非常任性也非常性情的话，“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

由此可见，修建岳阳楼，既是滕子京治理巴陵郡政绩的体现，也是其个人情怀、男儿心性的表现。

对众人来说，高楼落成，为当地增添一大景观，而对于滕子京来说，即是可以登临远眺、放声大恸、排遣胸中郁闷之气的去处。

古人的这种真性情在今天看来是何等的洒脱和可爱。

前面已经说了，范仲淹作《岳阳楼记》的目的和意图主要是为了勉励和规劝滕子京。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范仲淹劝勉鼓励朋友的艺术。

史载，滕子京胸怀大才，时常为人所嫉妒。

同时，他还是一个豪迈自负之人，很少能够虚心听取和接受他人的意见建议。

谪贬巴陵郡后，时常在言辞之间表露出悲愤郁闷之意。

范仲淹知道后，因为爱惜他的才能，所以非常担心，唯恐滕子京祸从口出，引火烧身。

正好这时，滕子京遣人送来书信，请求范仲淹为他作《岳阳楼记》，这对范仲淹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正好可以借作文之机劝勉滕子京。

因此，文中暗示滕子京要放弃个人荣辱得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委婉规劝滕子京要以“古仁人之心”严格要求自己，无论身处江湖之远还是庙堂之高，都要心怀国家社稷，为天下黎民苍生着想，并更进一层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期望。

其中用意诚恳关切，方式方法也是异常巧妙。

知道了这些故事，我们再回过头来重读《岳阳楼记》，文中表意就更加明朗。

文章虽然用了很大篇幅写景状物，但其目的则是为了言明事理。

我们或多或少也会有这样的感受。

对一个个性自负的人提意见，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

方法不当，不但于事无补，反而还会激怒于人，适得其反。

范仲淹非常了解他的这位朋友的性情，所以规劝之言是非常讲究技巧、掌握分寸的。

有赞美，有期望，有勉励，有劝谏，既巧妙地对朋友提了意见，又恰到好处的维护了朋友的面子和尊严，还诚挚的抚慰了朋友身处逆境时的心理创伤，可谓是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