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的阴谋与阳谋
用地标建筑来竖立自己为官一任的丰碑，古往今来一以贯之。滕子京在抗击西夏的战役中，打了一次小胜仗。于是忘乎所以，大肆挥霍公款十六万贯来犒劳将士，据说实际用在将士身上的很少（野史记载只有三千贯），遭人举报。仁宗皇帝还算仁慈，查证大体属实以后，没有取他项上首级，只是将他贬到巴陵郡。这家伙为了给自己翻盘，第二年就急吼吼地修建岳阳楼。竣工前，修书一封，请当时的政坛文坛大v范仲淹作记，只是范仲淹从来没有到过岳阳楼，滕子京特意在书中附岳阳楼与洞庭湖彩图若干幅——考虑得无比周全。
范仲淹和滕子京同是1015年（祥符八年）进士，待业补阙为官之前，两人相邀一起游历过青阳和九华山等一系列名胜古迹，滕子京家家境富裕，而范仲淹家境贫寒，但是，二人相处甚欢。范仲淹写“塞下秋来风景异”——镇守边塞为主将之时，就让滕子京运送粮草。这样好的基友来信求文，范仲淹是绝对不能推辞的。于是，大笔一挥，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文笔之华丽，气势之磅礴，成为岳阳楼历史上千古之绝唱，至今似乎无人能出其右。
范仲淹这篇规劝滕子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雄文，给后世树开创了正能量的“忧乐观”，连皇帝的子孙都奉若经典——其用意是不在字面上的。
首先，范仲淹和滕子京的关系不一般，不看僧面看佛面，各级领导各位同僚，以后在处理滕子京的问题上，得饶人处且饶人。因为范仲淹知道，一个偏远地区的小郡，滕子京才上任一年多，要修建岳阳楼那么大的地标工程，金钱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何况那家伙有贪财的前科。而大V的文章可以带节奏，甚至有震慑作用。
在修楼的过程中，就有人曾经举报过这个工程有猫腻——比如，向债主逼以前的旧债（有宿债不肯偿者，官为督之），动员老百姓捐款，私设小金库。比滕子京晚出生29年的那个砸缸的家伙——司马光在《涑水记闻》就有关于岳阳楼修建时敛财的记载。但是，当《岳阳楼记》的文章一传开，就再没有人追究滕子京的经济问题。
其次，范仲淹的文章，宋仁宗皇帝是可以看得到的，经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把滕子京一包装，滕子京就马上在庆历六年秋升调到有小汴京之称的徽州任知府，紧接着在庆历七年又调到更富的苏州，而后，58岁的他老死在任上。曾是贪官他，得以善终——并青史留名。
第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是给古仁人志士脸上贴金，而是要树立自己好基友——滕子京的政治形象。因为这个文章的主题和重修岳阳楼的的主题是不搭界的。修岳阳楼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没有几毛钱的关系，有跑题之嫌。用这么宏大的叙事来包装岳阳楼，其实是想让人景仰自己和滕子京的心志而已。即使不伟大的人，有了文化包装，也就伟大了！古人深谙文化的魅力！
古往今来，跑上岳阳楼上去看风景的人，有几个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作为地标口号，它真的很美丽。作为行动的高标，至今都是无几人能企及的。凡是常人达不到的，就一定是美丽的——就像《桃花源记》一样。陶渊明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深谙此道。
当然《岳阳楼记》还真是一篇好文章，滕子京看了这篇文章之后，热泪盈眶，然后愣住，然后“凭栏大恸（恸，大哭）十数声”。从此再没有贪一分钱，死的时候“家无余财”（《宋史》记载滕子京“好施与，及卒，无余财”）。
最近若干年，抓了不少贪官，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背《岳阳楼记》长大的。只是他们没有有滕子京一样的好结果。
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时代里，在“数风流人物，还看明朝”的当下，我们的孩子，应该能“与时俱进”地读《岳阳楼记》。既能读出文字的华彩，也能读出华丽包装的意蕴。现在这种“买椟还珠”式的读法，创造不出伟大的孩子。
起码，背了《岳阳楼记》就不应该再有那么多的贪婪。
忧君，不需要培养；忧民，才是永远的稀缺。
历史的真谛，永远藏在课本的背后。看你是用阴谋还是阳谋的眼光去读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