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如果说范仲淹的“立德”是创办义庄，“立功”是疏浚五河的话，那么其最为后人所知的“立言”，大概就是《岳阳楼记》了。
这篇文章，文辞优美，意境高迈，读之朗朗上口，铿锵有力，思之清澈明快，雄浑壮丽。但有些读者虽然理解了其政治意义和人生意义，却总觉得其语气慨当以慷之下，衔接总嫌突兀，“先忧后乐”之说提出得有点生硬。
而事实究竟如何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本文隐藏的伦理含义。
滕子京
《岳阳楼记》开宗明义：“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本文写于庆历六年（1046）深秋，范仲淹已经五十八岁。他中年时作文，喜欢用古语，比如将“知州”写为“太守”，引起过另一位大散文家尹洙的批评。而现在依旧积习未改，将滕子京知岳州事称作“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滕子京，名宗谅，和范仲淹年纪相仿，在后者经略西北边务的时候，作为地方知州在后勤和行政上配合良好。
但滕子京精明能干却不拘小节，常常为达到某一目的而不循常规，不顾制度。比如他驻守庆州的时候，为了同当地豪绅大族搞好关系以合纵连横对付西夏，动用大量金钱请客送礼，大大超过预算，被监察御史弹劾擅用公款。
此事经欧阳修、范仲淹营救，虽然没有降罪，但还是贬谪到了岳州。
所以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认为“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而“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这倒不仅仅是人情上的客套，依旧是一种政治上的鸣冤。
范仲淹在当时官场起起落落，虽然三次被贬时人誉为“三光”，即三次光荣的事，但在政敌看来，终究是有可指摘之处，那就是“朋党”。
就事实来看，范仲淹并不恋栈贪位，也不结党营私，但他对于挚友故交的大力回护，确实启人疑窦。但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如此呵护只是明面上的鼓励，而私下则刚直不阿的批评，即使对于最好的朋友，范仲淹仍不吝驳人情面。
岳阳楼
滕子京到岳州后，一旦熟悉地情，就准备重修岳阳楼。当然，他已经吸取了“擅用公款”的教训，又不忍扰民，因此为筹资想出了一条颇为奇特的实用之策。他下令让老百姓捐献出死账呆账的借条，让官府代为催讨。
官府出面要账总是事半功倍，不久就筹得巨款，滕子京特设钱库一座，钥匙由自己掌握而不设司库账目，随时取用。一座岳阳楼竣工，还剩下大宗余款被他落入私囊。
以今天来看，滕子京在新的任所又是非法集资、私设小金库、贪污公款。只是由于当时法律对此没有规定，因此朝廷无可奈何。
如此大张旗鼓地宣扬岳阳楼，待同僚来祝贺，他又说，有什么可祝贺的？我只想凭栏大哭数次。然后又解释道：“悯己伤志，固君子所不免。”看来他一直在为西北被弹劾之事自怨自艾。
而滕子京此人又沽名钓誉，以他人称颂而沾沾自喜。他在岳州重修岳阳楼、举办府学，并计划于洞庭湖修建堰虹堤。以此为政绩，他央求当世三大文豪范仲淹、尹洙、欧阳修为这三桩成绩写“记”，其好名如此。
范仲淹、尹洙、欧阳修都是他好友，也都是所谓“朋党”中人，得到他央求当然只能勉为其难鼓吹张目。
其实，府学成绩如何，尚不可知；堰虹堤只有计划而根本没有修建，图纸上的筹划，已经被欧阳修夸奖为“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湖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确实引起时人非议。
范仲淹在朝政上，是出了名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且人格高洁，性格刚毅。但是他又是著名的仁人君子，对于亲朋友僚一向呵护备至，如其任苏州知州就为大哥范仲温求官。对好友滕子京的优点缺点，范氏了如指掌。
而这位雄才大略又不拘小节的老友，如今既汲汲于名利又在心理上张皇若失，范仲淹一定要写一篇文章认可他、指导他、激励他。
忧乐图
以今人眼光来看《岳阳楼记》，耳熟能详之下，已经没什么新意，即使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千古名言，也因放之四海而皆准，却显得有点大而无当。
但是结合上述历史事实，再参考范仲淹对于滕子京的友情和理解，在此伦理价值之下重读这篇仅仅三百六十字的著作，会有不断的新意领会。
全篇其实就是范仲淹同滕子京的窃窃私语。“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范氏指出，滕子京的基本情绪并非来自地域，而是自己“迁客骚人”的身份。
至于“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还是“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这并不重要，只是一朝过客的情绪化表现而已。
此忧非真忧，此乐非真乐。
也就是说，在范氏眼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滕子京的好名好利或自伤身世，都不值一哂，既不值得表扬，也不值得批评。
如此，才引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著名论断。这句政治号召用在此地，其实是伦理告诫。这是互文句式的论断，劝告滕子京无论在朝廷要津还是贬谪之所，都要忧国忧民，自身的进退出处并不重要。
所以敛财求名没有意义，感怀自叹也没有意义，“是进亦忧，退亦忧”，士大夫既以天下为己任，心系国家，哪有为私利私心而忧乐的道理？
这是全篇的文眼，也是通过范仲淹对士大夫精神的理解，而对老友滕子京提出的最为严厉的批评。
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句话之气魄宏大，要放到当时的政治局面中方能理解。
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故人四散，贬谪各地，比如他自己在邓州，欧阳修在滁州。而士大夫理当先天下之忧，那么仕途中的顿挫之痛，也就无足轻重了。
范仲淹这条警句，在对滕子京的循循善诱和严厉批评之后，将人生格局又提高一层，进而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呼唤那些同样郁郁不得志的同僚，也比张载“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的思想更加刚劲雄浑。
“存，吾顺事；没，吾宁也”，由伦理而政治，由政治而哲学，由哲学而吞吐宇宙的浩然之气，北宋百年士大夫价值观的发展，到范仲淹时代，可称为臻于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