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逍遥游》《五石之瓠》中的人物形象

统编教材课文《五石之瓠》节选自《庄子·逍遥游》，《教师教学用书》解读包括：体会“大故事”（惠子和庄子的对话）和“小故事”（“不龟手之药”的故事）的相通之处；明确这两则故事的寓意；把课文放在《逍遥游》的整体语境中把握。

［1］近有学者撰文（下称“该文”），从教材注释和《教师教学用书》对人物的褒贬中提出一个新的话题：如何评价“客”这一人物形象。

该文从分析“客”的身份、动机和品格入手，指出统编教材将“以说吴王”的“说”字注为“同‘悦’，取悦”是不恰当的，《教师教学用书》认为“客出于功利的机心”也有失允当；把从事“洴澼絖”的宋人说成“他们只能看见世俗的小利，看不到背后的‘大用’”，更属无稽之谈；至于庄子“当着惠子讲宋人的‘蠢事’，带有明显的讥讽意味”，也完全是一种误解。

［2］笔者细读该文，对其观点以及赖以得出这些观点的分析方法产生了很多疑问。

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与该文商榷，亦恭请学界同仁赐教。

一、“客”非真实且饱满的人物形象

在叙事类文本中，推动事件发展的行为主体一般被称为“人物”或“人物形象”。

广义来说，《五石之瓠》也可视为叙事类文本，说其中包含“人物形象”并无不妥。

但研究者在分析之前，往往会首先搞清楚两个问题：

第一，这些人物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二者的分析方法有所差别。

对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譬如《鸿门宴》中的刘邦、项羽、张良、范增等，援引较可信的史料，考辨其“国别地理”“家世身份”等，帮助学生更全面、更准确地理解形象特点，是完全有必要的。

对于虚构的人物，如果其国别、家世、生平之类作者并未提及，而论者非要求之于文本之外，方向上就犯了“缘木求鱼”的错误。

古今很多注家、评点家都出现过这种“以文为史”的情况。

以《红楼梦》为例，俞平伯先生说得好：《红楼梦》之为小说，虽大家都不怀疑，事实上并不尽然。

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敲敲打打，好像不如是便不过瘾……夫小说非他，虚构是也……其来历如何，得失如何，皆正问也。

若云宝玉何人，大观园何地，即非正问。

何则？宝玉者，小说中主角，不必实有其人；大观园者，小说中花园，不必实有其地。

即或构思结想，多少凭依，亦属前尘影事，起作者于九原，恐亦不能遽对。

［3］

第二，这些人物是“圆的人物”“扁的人物”，还是“符号化”人物？这一提法借鉴了英国小说家福斯特。

他把小说人物分为两种：“扁的人物”是按简单的意念或特性，以单纯的形式塑造出来的；“圆的人物”则性格饱满、复杂多面，不能进行简单化的概括。

［4］鲁迅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5］。

寓言作为一种文体，首要功能是说理，本不像小说那样致力于塑造人物。

但庄子极富想象，行文运笔堪夺造化之功，客观上还是给后人留下了很多耐人寻味的形象。

有学者将其简要概括为道家人物体系、儒家人物体系、百工技人形象体系、君臣形象体系、动物植物等自然界形象体系这五类。

［6］五类之中，有些屡次出现，饱满度高，复杂性强，近于小说中所谓“圆的人物”，典型的如庄子本人、“孔子”形象等。

深入研究这些形象对理解庄子思想很有必要。

绝大多数形象，如惠子、孔门弟子、隐士、神人和支离疏等“畸人”，虽然也有少量外貌、语言和动作描写，但作者只是在他们身上寄托某种观念，这些近于“扁的人物”，分析这些形象，对于从不同侧面理解庄子所说之理也有帮助。

还有个别人物，他们只是偶然出现，连姓名都没有，作者对其国别、出身、性格、心理、言语、服饰等一概略而不谈，只用其行为及结果构成情节或情节的一个部分。

这类人物只是说理的工具或符号，如果煞有介事地分析它们，难免舍本逐末、节外生枝。

观念既明，下面看看《五石之瓠》中的“客”属于哪种情况。

《庄子》全书对该“客”的叙述仅此一次，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出场：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

二是购药之后：客得之，以说吴王。

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

裂地而封之。

显然，“客”是假的人物。

如果把“客”当成真的人物，就等于把寓言当作《史记》《汉书》来读。

果真如此，“客”所说吴王是哪个吴王，诸樊、阖闾、夫差，抑或其他？吴越之战又是哪场战斗？这两个问题遍考史料无从知晓。

庄子寓言的语境是比较虚化的，需要读者去悟解。

［7］否则，文本分析必将每况愈下，甚至有可能沦落到讨论：“实五石”的“大瓠”究竟是怎么种植、培育出来的？更明显的是，“客”是符号化的，非但不是“圆的人物”，连“扁的”都不算。

譬如俗谚“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这里固然是有人物在的——“三个和尚”，但我们只要观其大略，知道是在讽刺因互相推诿而自食其果的现象也就够了。

非要引申开去，说第一个和尚本来勤劳、善良，有自力更生的性格；第二个和尚的到来使他产生了“分工”意识，凸显了他的智慧；第三个和尚的到来使大家对分工方法产生了困惑，以致喝不到水，故值得同情云云——虽不能说是“无稽”，总未免有些“滑稽”。

申丹老师对此做过精辟论述：“功能性”的人物观将人物视为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人物的作用仅仅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

“心理性”人物观认为作品中的人物是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的“人”，而不是“功能”。

对于某些以人物塑造为主的心理小说，“功能性”的分析方法难以施展；而对于某些以事件为中心的程式化的作品，“心理性”的分析方法也意义不大。

只有在将人物与事件有机结合的作品中，这两种分析方法的互补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就我国的批评实践来说，认清这两种人物观的适用性、局限性和互补关系有助于避免分析中的盲目性和片面性。

［8］显见，基于“功能性”人物观来分析“客”这类人物是更为合适的。

二、该文对“客”的分析误区及其澄清

该文综合古代文献，概括得出“客”具有三方面特点：①客本吴人，吴越战事熟谙于心；②既得方术，游说吴王成竹在胸；③智勇双全，冬月水战大获全胜。

进而根据这些推论为“客”鸣不平，认为教材注释和《教师教学用书》使“原本胸有谋略、坚毅果敢的君子形象，一下子跌落而成为趋附逢迎、巴结讨好的小人”。

恕笔者直言，这些分析和评判实在是“用错了力气”“表错了情”。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庄子研究还是语文界庄子教学研究，从没有一位学者这样分析过“客”的形象，连综述《庄子》形象体系这类文章都对这个“客”只字未提。

何哉？因为他是无可稽考的假的人物，同时也是毫无“心灵史”可言的符号化人物，没有家世、心理和性格分析的必要。

就庄子来说，他对“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本是当成“蜩与学鸠”来看的，怎么可能着意塑造“胸有谋略、坚毅果敢的君子形象”？该文之所以大费周章，除文本分析方向不明、人物形象定性不准外，具体方法也值得商榷。

第一，使用古代文献应加甄别。

该文引《太平御览·时序部十二》和《五先堂文市榷酤》卷四《拘挛篇》，试图说明古时有人直称“客”是吴人，从而为自己“客本吴人”的观点张本。

至于这些文献凭什么说“客”是吴人，该文说“当系依据情理因素分析推断而得出”，那又是什么“情理因素”呢？文献本身没有给出解释。

对于这种文献，理应追问古人所言是否臆断，他们的分析方向和方法有没有问题，而不是直接采信。

再如，该文引成玄英疏，用以证明“客”具有优良品质。

成疏是针对“客”购药后的文字做的，原文是：“吴越比邻，地带江海，兵戈相接，必用舻舡，战士隆冬，手多拘坼。

而客素禀雄才，天生睿智，既得方术，遂说吴王。

越国兵难侵吴，吴王使为将帅，赖此名药，而兵手不拘坼，旌旗才举，越人乱辙。

获此大捷，献凯而旋。

勋庸克著，胙之茆土。

”“疏”是对“注”的进一步解释，包括介绍背景、解释字词、疏通文意、阐明义理等，本意在于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

但很多时候，注疏之人对原文的理解未必准确，或者有意无意发点感慨，这些内容往往会误导读者。

成疏整体质量很高，例如，在“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句下疏云：“斯盖寓言耳，亦何必有姑射之实乎！宜忘言以寻其所况。

”［9］历代学者都认为这是读《庄子》的正道。

但有时成疏的“代入感”过于强烈，不但不能“忘言”，还要借题发挥。

例如对“客”的这条疏文，字下加点（按：加粗）的句子是对事件背景的介绍，是应有之义。

未加标记的字句是对原文的串讲，补充了一些因果关系，也在情理之中。

画线字句则纯属成氏的想象：“素禀雄才，天生睿智”是想象其素质，“旌旗才举，越人乱辙”是想象其战斗，“献凯而旋”是想象其归国。

在这一刹那，成氏顾不得庄子的写作目的和写作重点，他沉浸在阅读传奇、小说似的情绪中了。

我们不能苛责古人对阅读思维的自我监控不够，毕竟当时的阅读理论还远不完善，但时至今日仍亦步亦趋，笔者是不敢苟同的。

第二，应区别作家和评论家所肩负的责任。

该文在论证“既得方术，游说吴王成竹在胸”时强调：“虽说‘客’的这些特点在文中都略而不书，然而根据现有描写还是能据理分析还原，使人物形象更加充实饱满。

”须知，使人物形象充实和饱满，是作家的职分，不是评论家的责任，用庄子的话讲就是“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换言之，评论家分析文本，应该关注“哪个人物充实和饱满”“何以充实和饱满”等鉴赏方面的问题。

倘有“越俎代庖”的心力，也应该像金圣叹一样，既以“第一读者”的身份评点之，又以“第二作者”的身份削删之，［10］而非沉湎想象，于文外添枝加叶。

况且，叙事类作品并不是所有人物都是“圆的”才好，其他类型也不可或缺。

以庄子的笔力，他“略而不书”，一定有“略而不书”的原因，譬如虚化人物，聚焦事件，更好地为说理服务，等等，这才是评论家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

第三，要注重对自我的“前经验”的反思。

文本分析过程中，分析者会不经意地受到原有观念的左右，并以此为前提得出推论。

如果这些潜在观念本身经不起推敲，推论自然无法成立。

该文在论证“客本吴人”时，似乎也感到所引文献没有讲明“情理因素”，就自己做了补充：“若换成别国之人，既不了解吴、越之间水上交战的细节因素，又缺乏重金购买药方之迫切想法和动力，要做出‘请买其方百金’的行为是缺乏现实可能性的”。

这一观点的“前经验”是：①只有吴（越）之人才了解水上交战的细节因素；②只有吴国人才有为吴国效力的动机。

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士”的阶层是异常活跃的。

他们游走列国诸侯之间，以建功立业为己任，未必都像弦高那样报效母国。

同时，为显身扬名计，他们对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民生都有很深的了解。

且不说战国后期以合纵连横之术操控天下的苏秦、张仪，即使是早于庄周的伍子胥，本身也是楚人，为报父兄之仇才投奔吴王阖闾。

伍子胥主持营建姑苏城，率水陆之兵攻破郢都，他会连冬天水战皮肤龟裂的常识都不知道吗？再如，该文认为，若把“说”字解读成“取悦”，会使“客”一下子跌落成为趋附逢迎、巴结讨好的小人，其“前经验”是：取悦君王就是小人，这就未免把人类的道德底线定得太高了。

“取悦”是“讨取别人欢心”的意思，看起来的确不够耿直，但在特定政治环境中又不能一概而论。

其中固然有易牙、李林甫等动机不纯的真小人，也不乏傥傥大节的君子为做成有益于国民的事业而逢迎君主。

如果说“取悦君王”就能使人物形象一落千丈，则中国历史上除屈原、魏征等极少数外，君子还有几人？

三、“客”说吴王是出于“功利的机心”

既然“客”是符号化的人物，应据“功能性”人物观加以分析，为何《教师教学用书》还要说“客”是出于“功利的机心”？是否果真如该文揣度的，是《教师教学用书》的作者“自身带着功利的眼光去赋予文献中人物的褒贬评说”，或者因为庄子一句“或以封”，就以客观结果来推断其主观动机？对此，不妨先看看《教师教学用书》原文：

庄子以超凡的智慧说出大葫芦的“妙用”，在境界上与吴王之客是相似的。

这是“小故事”对“大故事”的第二个作用：凸显庄子的超拔。

需要说明的是，吴王之客眼光再高，也仅仅是功利的心机，而庄子“浮乎江湖”的想象，则隐含精神的自由，二者不是具体做法和价值取向上相似，只能说在“宋人与客”和“惠子和庄子”这两组对比关系中体现出的境界高下相似。

很明显，《教师教学用书》是在对比的语境中说的：说“客”功利是宾，衬托庄子境界是主，目的无非是通过“宋人与客”和“惠子和庄子”两则故事的内部比较和“跨故事”比较，帮助师生深入理解课文。

所谓“功利的机心”，一般指出于利己的目的行事。

该文认为，如果“客”的动机是为自己国家助一臂之力，就不能说是功利的，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

冯友兰把人生境界分为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层。

［11］依该文主张，“客”应在道德境界。

但如前所述，包括成疏在内，对客的真实动机的推断都属于脱离文本的臆造。

换言之，《教师教学用书》证明不了客的动机一定是谋求爵禄，该文和成疏也证明不了客的动机一定是报效母国。

但站在“功能性”人物观的立场，基于东周士人的一般价值观，比照列国才智之士的普遍动机，说“客”处在功利境界而非道德境界，明显更符合寓言背后的社会历史环境。

退一步讲，即使把“客”包装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爱国志士，这些“人间世”的所谓“道德”，放在追求“逍遥游”的庄子面前，说一句“道德即功利”，也未为不当。

关于教材注释，以笔者愚见，解释为“游说”或“取悦”都说得通。

诚如该文考辨，“说”字两义都有，且均常用。

但是，凡“游说”“说服”，“说”者向被“说”者所进多为“言辞”。

言辞有理，可使被“说”者改变观念，依从说客之言决策、行事，如“触龙说赵太后”“范雎说秦王”“苏秦以连横说秦”等。

而在《五石之瓠》中，“客”向吴王所献者为“物”（药方），也并非希望吴王接受某种观念或者改变原来某种行为，称其“取悦”似更合理。

该文担心此注有损“客”的人格，如前一节所述，是多虑了的，况且“客”作为符号化的人物，压根儿谈不上人格问题。

另外，该文列举多个版本，注释均与教材不同，但这些不能直接证明教材注释有误。

语言文字学家王宁先生谈到词义注释与文意注释的区别时，举过李白《春思》的例子：“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

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

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清代章燮注：“低，叶盛貌。

”“低”没有“繁盛”的意思，但“树枝被压低，是叶和果实盛多的缘故，‘低’是具体的形象，‘盛’是低枝的原因，这也是对言语意义的解释”。

这种文意注释“是中国古代训诂的一种惯例”。

［12］由是观之，“说”字非但本有“取悦”之意，亦能与课文语境贴合，当成文意注释来看无可厚非。

四、庄子对“洴澼絖”的宋人持有褒贬态度

文本分析不仅要重视古代文献的梳理，也要关注当代学者的研究。

《教师教学用书》虽未像该文所说的那样对“洴澼絖”的宋人“极尽贬损之辞”，但确实将其所作所为评为“蠢事”，并且指出“蠢”的原因是“只能看见世俗的小利，看不到背后的‘大用’”，还强调“客的眼光和做法超过宋人太多”。

该文说这些是“新的解读”，并指为“无稽之谈”，正是对当代庄子研究关注不够所致。

庄子研究界持相同或相似观点的学者大有人在，姑举两例。

“贬损”色彩较浓的如杨义先生，他不止一次提到“洴澼絖”的宋人：①宋国漂絮者有不龟（皲）手的祖传妙药，只能世世漂絮，而别人用此药于吴越冬日水战，却可裂土封爵，此类宋人愚拙故事，是由于庄氏家族流亡后未能融入宋国的缘故。

［13］②宋国有个家族，发明了一种使手不皲裂的药膏……有个客人想用百金买他们的药方，他们就开家族会议讨论……那位客人……受到吴王的裂土封爵。

而宋国这班老兄，还在那里洗他的破棉絮。

宋人封闭狭隘，使他们只看到一点儿蝇头小利，不懂得如何使自己的专利权发挥更大的作用。

［14］“贬损”色彩较淡的，如暨南大学宋小克认为：庄子所谓“愚人”，多因“小知”遮蔽“大知”……宋人知道出售“专利权”，不属于抱残守旧者；知道衡量“数金”与“百金”的利害，做事也理智冷静。

宋人之智仅限于此，精于计算，而对不龟手之药的“大用”茫然不知。

［15］

其实不必过多引述，《逍遥游》原文就写得明明白白。

首先，庄子讲宋人故事时特意加了一句：“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

’”“聚族而谋”就“谋”出这么个结论来，庄子的“贬损”态度显而易见。

该文在介绍故事内容时，却偏偏把这段话省略了。

其次，《庄子》寓言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有内在理路。

把《五石之瓠》放在《逍遥游》中全篇考察，对“洴澼絖”的宋人和对惠子的“贬损”是沿着“小大之辩”一脉贯通下来的。

“大鹏积厚图南的高远心志，却引来俗世中自得于一方之人的讥笑，因而庄子补充一段蜩与学鸠的寓言，说明在人生的历程中，长途跋涉者，需有丰厚的聚粮，而蜩与学鸠根本无法理解小角落之外的大天地，故而庄子评论说：‘之二虫又何知。

’”［16］吴怡从辨“小”“大”入手，指出庄子的“大”并非在形体上、财物上、势位上比别人多的“大”，庄子的“大”就在于他的精神境界。

关于“小”之形成，括而言之在于两端：一端是受拘于经验；另一端是执着于偏见。

［17］“洴澼絖”的宋人虽然没有嘲笑“大”，但他毕竟拘执于经验，评之为“蠢”“愚拙”或“狭隘”，不亦宜乎？

该文所谓“地处北方的宋国人，不存在类似南方吴、越两国的水上交战之事，将‘不龟手之药’用于维持家庭生活的工作‘洴澼絖’，是很正常的事情，即便所得报酬微薄，但能坚持以世代相传的这一技术服务于社会，至少从思想境界和价值观念上来说是不该被贬低的”，这就等于把宋人故事硬生生地从文本的语境中“拖拽”出来，用今人的眼光作出静态、孤立的评价。

至于该文认为庄子列举“客”凭借药物“裂地而封”和宋人虽有药物而不免于洴澼絖的两种现象，并没有褒客而贬宋人之意，而是表明物之用以各得其所或各有所当为评判标准，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庄子“没有褒客而贬宋人之意”，该文用数千字给“客”树碑立传，所为何来？难道在同一篇论文之中，为驳教材注释就可以用“合理推断”去美化“客”，为驳《教师教学用书》对宋人的评价就可以说庄子两无褒贬？

究其根源，还是受了文献的“蛊惑”。

该文引用了很多古代文献，但一方面缺乏甄别，另一方面没有厘清文献之间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逻辑关系，有利于证明自己观点的拿来就用，不利的则视而不见。

例如，该文综述古人对“所用之异”的解释，前两种即“用之工拙”与“用之大小”，基本符合庄子原意，但因为不合作者之意，讨论时就只用了后两种，即“用适其材”与“用之得宜”。

而主张“用适其材”的王雱（王安石之子）在这个注释上不过是承袭郭象的观点。

那么，郭象注《庄子》都是在阐发庄子的原意吗？答案也是否定的。

刘笑敢先生早就做过深刻揭示：①《逍遥游》原文歌颂鲲鹏的远大宏图、悲悯“二虫”无知无识之意十分明确。

这里的“二虫”指前文所说主语之蜩与学鸠，上下文毫无误会的空间。

但是，郭象注释却说“二虫，谓鹏、蜩也。

对大于小，所以均异趣也。

……此逍遥之大意。

”这里明目张胆地将“蜩与学鸠”改换为鲲鹏与蜩而遗弃学鸠，从而抹杀鲲鹏与“蜩与学鸠”的大小不同。

这究竟是无意的疏忽还是有意的窜改？“鹏”与“学鸠”之字形、字数都不同，疏忽误读的可能性应该不高。

如果确是误读，那说明郭象阅读原文异常草率。

如果不是误读，则是郭象有意为抹杀原文小大之辩而为之。

②郭象在《逍遥游》题注中所说的：“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笔者注：此句亦为该文立论之本）此说作为全书开篇题注先声夺人，将《庄子·逍遥游》原文的“小大之辩”的主题转换为郭象自己的“各当其分，逍遥一也”的观点，即大小为一的观点。

熟悉《庄子》一书的读者都会想到，郭象实际上是在挪用《齐物论》中大小为一的观点来扭转、抹杀《逍遥游》中的大小之辩。

［18］

该文把郭注当成了庄子本意，因此得出了庄子“没有褒客而贬宋人之意”以及所谓“真正寓意”等一系列推论。

而《教师教学用书》“贬损”宋人以及对故事寓意的阐发——“‘小故事’的寓意可以理解为：同一种事物，用法不同，价值就不同。

因此要善于转换视角，发现和发挥事物的最大价值。

在‘大故事’中，庄子运用了‘小故事’中蕴含的方法论，借如何处置‘五石之瓠’，说明了‘无用之用’才是‘大用’的道家哲学”，则是对古今学术文献梳理、考辨之后所做的“教学转化”，所论者乃庄子之文，而非郭象之注。

另外，该文非议的“发现和发挥最大价值”等语句，也不是什么“无稽之谈”。

王富仁认为，庄子的思想并没有停留在过往人们对瓠的实用价值的认识上，而能够带着这个“瓠”在整个宇宙间自由地游弋，并且在江湖之上为这个“瓠”找到了能够发挥自己作用的空间，亦即发现了它的新的、更加巨大的实用价值。

在这里，庄子揭示的实际是人类认识与人类精神自由的关系的问题。

［19］而《教师教学用书》未对来历详加解说，盖因写给一线教师参考的工具书，明白晓畅为宜。

五、庄子对惠子讲宋人故事极可能带有讥讽意味

该文认为“当着惠子讲宋人的‘蠢事’，带有明显的讥讽意味”是一种误解，其逻辑可能是：既然宋人所为不是“蠢事”，也就谈不上对同为宋人的惠子的讥讽了。

这一点上节已明，仅补充两点：

第一，“愚宋”现象在诸子中普遍存在。

杨树达先生1926年曾作《说晚周诸子中之宋人》一文，最早注意到这一现象。

他列举了《孟子》的“揠苗助长”、《韩非子》的“守株待兔”、《淮南子》的“教子私藏”等“愚宋”故事，提出“按宋人不尽愚，何以天地间至愚可笑之事皆属于宋人耶？此必有其故矣”。

后来多有学者补充和阐释，如王永《先秦“愚宋”现象与〈汉书·地理志〉之地域文化观》、杨义《先秦诸子发生学》等等——这类文章大多把“不龟手之药”作为“愚宋”故事的典型。

第二，据杨义先生考证，庄子虽是宋地蒙人，但祖脉在楚，其家族为楚庄王后代，大致在楚悼王或肃王时，成为疏远贵族。

作为楚国流亡公族苗裔，庄子并未融入宋国的贵族政治，在精神和心理上“常作楚思”，而宋人在其笔下则多呈“朴拙之相”。

［20］这就解释了庄子何以身为宋人居然仍能“了无挂碍”地“愚宋”的原因。

有了这两点，再看《五石之瓠》原文，不难发现：惠子以“五石之瓠”发问，实际是对庄子思想的发难，庄子“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则是对其直接的回击，这是二人论辩的大语境。

在这个大语境下，庄子明知对方是宋人，开口就说“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的“愚宋”故事，放在交际情境中判断，极可能带有讥讽的意味。

当然，《教师教学用书》说“带有明显的讥讽”是有些武断的，加上“极可能”，则更为严谨。

总而言之，文本分析是教学设计与实施的基础，也是用好教材的前提。

这一工作看似简单，实则要求分析者参与到与作者、与文本、与文献、与自我、与敌论者的多向度对话中。

这些对话活动在文本分析实践中总是错综复杂地交织，且因文本特点的不同而千变万化，这就要求分析者灵活运用适应不同对话对象的分析方法。

唯其如此，才能得出具有语文学习价值的阐释与评价。

［本文系教育部教材建设研究重点规划项目“义务教育语文统编教材基础选篇研究”（项目编号2021-GH-ZD-JJ-Y-02）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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