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六年九月十五，应好友滕子京之请，范仲淹为岳阳楼作记，名动天下的《岳阳楼记》，亦因此得以应运而生。数千年以来，治国平天下一直是读书人终生为之奋斗追求的目标，然而第一次，有人以一种直抒胸臆的方式，于天地间发出如此响彻千古之声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故此文甫一面世，无论当世之人，还是后世之人，少有不为文正公之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品格而折服、倾倒。
曲初奏谐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此是文正公开笔第一句。倘是对宋史，尤其是“庆历新政”有所了解的人，当知道，与“庆历四年春”和“谪守”两词产生联系的又岂止是滕子京一人之命运。
庆历三年，是范仲淹经历半生仕途沉浮后，终掌中枢大权的一年，亦是为庆历新政唱响奏曲的一年。宰相是其视之如父的杜衍，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副相），任枢密副使的韩琦、富弼二人，则与他志气相投；而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这4位谏官，亦皆是知己之交。天时、地利、人和，一时俱全。故素有整顿吏治、加强武备、改善经济之志向的范仲淹，于此年夏天，在宋仁宗责令条陈政事之际，当庭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借此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
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由此拉开了序幕。
庆历三年秋，新政开始渐次向全国颁布推广。倘无意外，来年的春天，将是新政在全国上下全面开花的大好局面。可以这样说，庆历四年春，这应是一个被范仲淹寄寓了无数美好期待的春天，如同大自然的生机勃发、繁花似锦，他的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在经历了数十年苦寒、风雨之考验后，亦似乎终于可以在这一个春天里尽情绽放了。
戛然而止
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这个愿望未及盛开，便以一种凄然、壮然而又惶然的方式凋零了。甚至有点不堪的意味在里面。
以夏竦为首的政敌们，利用诽谤和构陷之手段，对范仲淹及其政治盟友韩琦、富弼、杜衍、欧阳修等人，就士大夫安身立命最为基本，亦最为重视的两个方面——政治大节和私德品行，报以种种恶意攻击和抹黑。在政治大节方面，他们就“结党”一事大做文章，而范仲淹在面圣自辩时，因自认坦荡，问心无愧，反而就势提出了“君子党”之一说。欧阳修则更猛，他直接撰写了一篇言辞激烈、文理并具的雄文上呈仁宗皇帝，题目就叫《朋党论》。可惜的是，文章是好文章，殊不知，已然犯了一个天大的忌讳。诚譬如一个医者，任其制药的本领再高，若不擅把脉，所开之药不但不能对症，反倒成为害命之药了。
所以，关键的问题出现了。欧阳修也好，范仲淹也好，这哥俩谁也不曾摸清楚仁宗的“脉”，抑或说，他俩皆不曾真正看透赵宋王朝君主们“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理念之下，那份根植于骨子里的隐秘防备之心理。
宋之“重文轻武”，乃是太祖立国之初便制定的国策。且终两宋300多年的王朝统治，赵宋的后嗣君主们或许有各种毛病，但他们大多皆能恪守宋太祖遗训。同样是勒石为戒，偏安一隅的南宋君主，在国破碑失后，震慑犹在；而明朝倒好，直接让一个叫王振的太监将铁碑搬走砸坏了。
然宋太祖自己本是武将出身，却为何如此“重文教，轻武事”呢？概因宋的江山，并非凭着强大的实力打下来的，而是肇始于一个偶然的事件：黄袍加身。这在整个历史上，亦是不多见的。导致这个现象的，恰恰是源于晚唐的藩镇制度。藩镇割据，发展到后期，就是谁的拳头厉害，谁就是老大。诚如后晋将领安重荣所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所以亲信取主上而代之的事件，在短短几十年间，时有发生。五代十国就如一幕幕历史短剧，你方唱罢我登场。这里，再无秩序与道义可言，背叛与杀戮取代了忠诚与仁慈，强大的武力就是规则。
陈桥兵变，亦不过是藩镇制度的一个缩影而已，或者说是一种升级版的僭越行为罢了。虽然，赵宋王朝亦因此而来，却诚不愿，日后或有人效仿之。
善于总结的宋太祖还发现，强大如唐帝国者，除了藩镇制度使其中央集权失控外，中晚唐之失，亦在于党争为祸甚烈。所以，警惕官员结党，犹是成为宋太祖及其后嗣君主们之共识。
是故，当仁宗皇帝一听到结党之词，这位素有仁爱之名的帝王亦不免敏感起来，再加上范仲淹与欧阳修等人不但不以为忤，反而振振有辞，更使他忌惮不已。即便早先的仁宗，对新政确实抱有极大期待，然在此时，亦不得不有所动摇了。
卷入党争
可见，在揣测圣意方面，他们的政敌，显然更加技高一筹。当然，或许在范仲淹这样的磊落君子看来，大丈夫既以天下为公，又何须揣测圣意？然而，在一家一姓之天下的时代，失去圣心，这一仗，亦意味着他们已呈必输之局面了。奸险如夏竦者，为使宋仁宗彻底厌弃范仲淹等人，紧接着又出了一个大招。史载，他令家中使女天天临摹太子中允石介的笔迹，等足可以假乱真时，便伪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其中有一段话，最是致命，即劝说富弼效尹霍二人，行废立之举。此伪密信之一出，纵范仲淹与富弼之忠心天地可鉴，文章如何了得，亦是白沙在涅，再无法自辩清白了。
至此，两人只能借边事再起，分别于庆历四年的八月、九月，自请出京巡守了。
历朝历代，凡推行新政与改革，纵于国于民有利，然对既得利益者而言，却是大大不利的，故往往群起而攻之。而范仲淹新政中的“抑侥幸”，其刀锋之所指，就是权贵子弟的荫恩机会。这注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任何调和之余地。史载，范仲淹为相，锐意改革吏治，取诸路监司名册，将不称职者一笔勾去。枢密使在其侧云：“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宋人爱以“丈”称呼尊长，这里的十二，当是指范仲淹在家族同辈中的排序。这里的枢密使，乃是富弼。富弼亦非怕事之人。宋史记载，他多次出使辽国，且每次皆据理力争，坚决不肯割地。由此即可看出，这绝对是一位颇具胆识的人。而他所以在一旁说话，只是让范仲淹有心理准备，这每一笔下去，对所涉及之人及其家族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击和报复。
而范仲淹的回复，亦正贯彻了他一直以来的凛然之气节：对不称职者的“残酷”，正是为了对更多苍生负责。
然而，面对范仲淹们的“不容情”，夏竦们的反击也来得更加猛烈与恶毒。
庆历五年正月二十八，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富弼亦于同日被罢去枢密副使。第二天，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三月初，韩琦亦被罢去枢密副使。
然夏竦犹未罢休。在私德品行上，他则攻击欧阳修与名分上的外甥女张氏（其妹夫前妻之女）有私情，且借欧阳修早年所作的一首词，大做文章。欧阳修百口莫辩，虽事后查无实据，但终究名声有碍。于庆历五年八月，亦黯然离京，去了滁州做太守，其千古名篇《醉翁亭记》亦是作于此期间。
随着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与欧阳修等人一一被逐出朝堂，庆历新政自然也随之“流产”了。
热眼旁观
然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庆历新政自发起，到以一种狼狈不堪的方式落幕，我相信，有一个人，始终在默默而又冷静地旁观着、思考着。亦正是此人，在范仲淹死后，其在《祭范颍州文》中称范仲淹为“一世之师”，推崇之情，跃然纸上。他，就是有宋一代，掀起最大变法风暴的改革猛将，亦是列宁口中的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时为庆历二年的新晋进士王安石。
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于大宋朝而言，这是一场既是前所未有的，亦是绝后的改革。其无论从规模、声势，还是深度与力度上，皆是之前的庆历新政所无法比拟的。后者所引发的争议之广泛，影响之深远，甚至一直延续到了近代。王安石亦因变法，而背负了数百年的骂名，以至于《宋史》之“奸臣传”中，亦有其之耻辱一席。
此诚不公也。倘一个人，其思想超前于同辈之人5至10年，世人当以奇才视之；及至几十年，亦必然有人奉其为神明。然若是一个人之观念，超前了数百年乃至千年，所有人只会将其“妖魔化”，故王安石之罪，不在于其人如何，而在于其经济理念实在太超前了。
原因很简单，一个接近于近代的财税制度观念，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封建体制国家里，注定是难以实施的。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经济思想，亦是他与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们争论不休的焦点。王安石认为，社会财富并非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定数，而是可以通过价值的再创造实现更多。但司马光等人却认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言即天下的财富是定量的，国用增加了，就意味着夺民之利了。
司马光是一位读四书五经成长起来的读书人，亦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然而，他在史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光辉，亦掩盖不了他在经济学方面的短板。他有着士大夫所能够具备的一切高贵品质，忠君爱民、刚正不阿。因为觉得王安石的变法会“夺民之利”，所以，作为好友的他，不惜与王安石反目成仇。甚至，多年后他为副相时，新法亦最终在他手里，被毁于一旦。
命运就是如此荒谬且悲凉，反对力量最为集中，亦最为猛烈的，几乎全是来自与王安石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故旧亲朋那里。其中，既有王安石变法的前驱者——昔日“庆历新政”的主将们，如三朝宰相的韩琦、富弼，以及时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亦有与王安石相交莫逆的好友，如反对派中的司马光、吕公著、韩维三人，还曾与王安石有“嘉祐四友”之称。可以说，站在王安石对立面的大臣，分明是代表了那个时代最为精英的一个士大夫集体。
范仲淹的“庆历四年春”，以无尽的遗憾，在历史上留下了悲凉的一页。他永不会想到，25年后，同样一个春天，同样是参知政事，同样壮怀激烈、忧国忧民，同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同样是以失败而告终，但个人的结局却又如此不同。范仲淹仅凭“文正”之谥号，则足见其不论生前身后，名声无碍。而王安石，却远没有他的这份幸运。
这是大宋的悲哀，是王安石的悲哀，亦是历史的悲哀。
除了宋神宗的支持，王安石几乎是孤军作战。他破格提拔的一些年轻人，除了让他日后在史书上平添一笔令人诟病的话题外，并未能发挥多少实质性之助力。然而，王安石何许人也，人称“拗相公”的他，又岂会轻言认输，何况，他亦坚信，“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此当是解决宋朝积贫之唯一出路。故王安石亦是“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也”。
王安石如此，司马光等人亦如此。这是由宋神宗一朝所开启的一个独特之政治现象，它打破了中国古代政治向来非黑即白的定律，即朝堂上的对立，正派与反派一定是极为分明的，在宋代中期的朝堂上，谁都代表了正义，谁也都不全然无辜。起初，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认定的“正义”而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然相争到最后，这份“正义”亦失去了最初的味道，逐渐演变成纯粹的新党与旧党之争，这就让人始料未及了。
事实证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何其难也。
